为保工作中止怀孕—保母权益何解?
準公共化托育政策的推动,业已届满周年,这使得相与衍生的冲击影响,也逐渐地一一浮现出来,而有待进一步的廓清。

资料显示:自去年八月所推动的準公共化托育政策,至今满一年,这其中已有八成四的保母签约加入準公共化,而保母平均的收托儿童数,也由签约前的0.88人增加至1.15人;再则,来自于2017年的保母年龄统计,全台26,240名的保母当中,年龄超过50岁以上者占有近六成的比重,40岁以下则只有一成四,如此一来,如何让包括年龄、学经历在内的执业保母管道来源,得以更为多元、丰富,这似乎也说明了欠缺对于居家式托育服务之于产业环境、发展趋势、技能培养、就业服务以及职涯规划的通盘性检视,而让当前的相关行政措施,沦为治丝愈棼的善后作为或提油灭火。

比如:政府基于鼓励家长送托,过去是允许一位保母不分日托、全日托或夜托可以收托四个孩子,但是,2014年新的托育办法上路后,考量到保母体力、托育品质,进一步规範日间托育的上限为4人、全日及夜间托育则是仅限于2人,连带地,倘若保母本人育有6岁以下孩子,则是因为晚上仍会回到家中照顾,因此,不论有无就读幼儿园都属于全日托,致使所收托的人数须砍一半。对此,虽然主管机关卫福部宣布拟予放宽育儿保母的收托额度限制,让孩子已满2岁并进入幼儿园者的育儿保母可以另收日托两名;若是满五岁并就读幼儿园者,可以不列入收托额度,以让年轻保母的困境得以有所解套。诚然,为了保住托育工作而中止怀孕的行径,实为是一项文明的反讽,但是,过于突显育儿保母的工作权益,背后也有其严肃以对的相关议题思考,这是因为:

首先,针对保母育有6岁以下幼儿的收托规定过于严苛一事,诉诸要求政府放宽收托门槛抑或是废除不得收托规定,以让保母年轻化和鼓励新血投入,这两者之间的串联逻辑,是有待进一步商榷、釐清的,毕竟,前者的思维方向,主要是主张将保母育有满2岁且外送至幼儿园的幼童,从现行的全日托调整为夜间托育性质,藉此增加育儿保母白天的照顾人数,然而,就其多些收托的『量增』,是否就等同于提升『质优』的併同思考,这一点自当是有必要进行从溯源管理到登记管理以迄于品质管理的整体性考察。

冀此,癥结点就不全然只是聚焦在修法以放宽育儿保母相关的收托限制,而是扣紧包括「保母老年化」、「保母孤立化」、「保母準专业化」和「保母定位模糊化」等等的迷乱现象,以进行结构性解套的综融考量;连带地,準公共托育政策对于居家保母的冲击影响,特别是将那些没有单一技术士证照的结业保母,被视同为亲属保母且接受次等待遇,致使準公共化政策所启动托育补助的价差,自然是会引发居家式的托育服务市场,出现某种收托婴儿的流失现象,特别是2足岁要奔走于幼儿园的诱因条件结构。

其次是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定位不明问题,对此,关乎到居托中心之于法定地位的确认,也不尽然在于被赋与更多的执行权力,而是从事居家式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就其包括触法、违规而来的司法和救济程序,相关的行政流程与正当程序,主管机关理当是更要有积极作为,以此观之,对于居托中心的变革重点,也不在于行政委託或劳务委託本身的操作型态,而是背后所潜藏不尽成熟的公私协力伙伴关係,以致于沦落成为结构性受害的又岂止是保母,而是进一步扩及到承接居托中心的委外单位、访视辅导员、社会工作员、家长以及最为无辜的婴幼儿。无疑地,国家机器理当要就决策判断、资源配置和行政霸权,以进行自为反思和外部监督。

最后,回应于现行〈居家式托育服务提供者登记及管理办法〉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运作失灵情形,相关具体改善的策进作为包括:

通盘检讨当前包括『训—考—用』之间的落差与断裂,这一部分需要加以廓清的乃是:居家式托育工作不应该被窄化为用以帮助保母或有所权变的二度就业性质;连带地,投入居家式托育服务产业的自我概念、人格特质、职涯规划、情绪支持、专业培力、知能教育、薪资水準抑或是退休制度,是有通盘检视的必要,就此而言,上述相关的议题现象,就不全然只是侷限在保母的年纪大小或生儿育女,而是要回归到受托婴幼儿本身之于『最佳利益』的基本提问;最后,无论是结业保母、学历保母或者证照保母,如何有效接轨于最后一哩的见习制度,以让诸如硬体的托育服务环境和软体施用于婴幼儿的卫生保健、生活照顾、游戏活动、社会发展、生活记录、成长档本等等的居家式托育服务工作,展现所应该要有的专业自我,这一点相关的职前培力,会是变革的重点项目之一。

思索居托中心的法定地位问题,从行政委託到劳务委託以迄于从公设公营到公设民营,相关的判準还是要以『御敌从严』为其主要原则,就此而言,攸关到任何居家式托育的服务纠纷,所涉及到从开单劝导、行政裁罚、诉愿救济抑或是官司诉讼等司法範畴,国家机器在这部份的揽责与扛责是要被加以放大检视的,更确切地说,由地方政府主管机关业务科接手自行办理,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之道。